可这样很不方便。而且，新浪博客的功能实在太强大，太方便。相比之下，教育在线博客倒有许多不便。

因此，我决定：从2011年1月1日零时起，不再在教育在线贴新的博文，所有更新的文章都贴在新浪博客。也就是说，从明年元旦开始，朋友们要读我的新文章，都只能在新浪博客了。

但教育在线的博客“情不自禁”依然存在，里面的文章依然可以点开阅读，只不过这只是一个旧文的储藏室了。

有朋友说，新浪博客不能留言，也不能评论。这是误解。在新浪博客，我开通了所有留言和评论功能。你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就可以匿名留言。

当然，如果你能够注册一个新浪博客，我们交流的功能更多，也更方便。

请大家理解！

我的新浪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u/1422270202

请看：http://blog.sina.com.cn/u/1422270202

同时我还建立了微博，及时与简洁地纪录我的所见所谓所思所行。

 新浪的博客真不错，功能特别强大。从现在起，我还是同时在两个地方发博文，一稿两投。这样，既享受了新浪博客的许多美妙，又不至于影响老朋友的阅读习惯。只是辛苦我了，每次写好博文之后，都得贴两次。

 不是早就时兴“家外有家”了吗？呵呵！我看朱老师也是“家外有家”，而且外面还不止一个“家”呢！哈哈！

 有朋友对我开玩笑说“教育在线是发妻，新浪是二奶，微博是小三。”哈哈！

 请教育在线的朋友放心：这里我暂时还不会撤，至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这里依然会是我的老家！

的确如此。我一直喜欢照相——注意，我说的是“照相”而不是“摄影“，我这水平哪敢说是“摄影”呢？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买了一台海鸥牌的120型号的双镜头相机。我一直当班主任，除了用文字叙述故事纪录感想之外，我就是用这相机捕捉一个又一个我认为有意义或者有意思的镜头：课堂上，孩子们上台当小老师；课间，男孩子打乒乓球，女孩子跳橡皮筋；中午，孩子们围着收音机收听中越边境老山英雄的事迹；清明节，孩子们在烈士墓前默哀；迎新晚会上，孩子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表演；运动会上，运动健儿的龙腾虎跃；假期里面，我和学生们在峨眉山打雪仗的欢笑，在黄果树瀑布戏水的浪漫，在原始森林探险的刺激……八十年代，为了省钱，我学会了暗房制作，自己冲印照片。我会经常把这些照片洗印出来，贴在教室外面的墙上。课间，孩子们会聚集在照片前，指点说笑，回味着甜蜜的集体生活。也有外班的孩子来看我们的照片，眼神里面充满了羡慕。于是，我班的孩子更加自豪了。

后来有了傻瓜相机彩色照片，我记录的班级生活就更加缤纷鲜艳了。再后来，又有了数码相机，我就更方便了，每带完一个班至少会有数千张照片。每次聚会，我都会把这些照片带去，而翻看这些照片，总会是聚会时学生最开心的时刻。他们会看到自己当年的纯真、幼稚，还有调皮和出洋相，同时又勾起他们多少温馨而富有情趣的回忆啊！每当这时，我就特别欣慰。我曾经多次说过，能够给我的学生留下充满人性的温馨记忆，就是我的教育追求。如果他们感到在李老师身边生活的三年，是他们生命中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便有了职业幸福。而这一张张充满生命气息的照片，便是孩子们打开青春记忆的“钥匙”。我实在不能想象，我的教育生涯，如果没有相机将会怎样？当然也不会平淡，但至少会少了许多缤纷色彩。

对我来说，这些照片，还不仅仅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我的一笔财富。每一张照片都绽放着孩子的笑容，每一个孩子的笑容都记录着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包含着孩子与我的一段生命交往，每一段交往都是孩子和我共同的成长，而无论孩子还是我的成长，都凝聚着我的教育经验或教训，对这一切的回顾、反思、总结与提炼便沉淀为我的教育智慧。很多老师读我的《爱心与教育》的时候感动得流泪，问我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我总是向他们说起1997年那个夏天我搬家时的一个细节。在把杂物打包时，我看到几十本相册，打开相册我看到了八十年代我和我学生的黑白照片。尽管照片已经开始发黄，但里面的人物却依然鲜活：宁玮、杨嵩、程桦……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他们当年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又让我想到了我的青春岁月，想到了我的教育探索。就在那一刻，我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一定要把这照片中包含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教育者分享！从那以后的几个月，我让饱含情感的教育故事在键盘上流淌，于是《爱心与教育》诞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时用相机拍下教育现场，体现了一个教育者的教育情感。当他拿着相机对准学生的时候，他的情感一定是最投入的；按下快门的那一瞬，他全身心都倾注于学生。相反，对于一个麻木不仁的教师来说，任何教育精彩都激不起他的热情和兴趣。或许他本来就不想当教师，整天烦着呢！同时，能够随时拍下班级活动和学生生活的照片，还体现了班主任的职业敏锐。对于一个优秀的教师来说，他应该具备一双发现与欣赏的眼睛——孩子们任何一个哪怕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闪光点”，都会让他情不自禁拿出相机将瞬间变成永恒。这些充满善良、正直、坚韧、童趣的照片，一旦张贴出来，或者教师及时展示出来，对孩子们又是一次褒奖和鼓励。班主任随身携带的小相机，给班主任带了来多少教育资源啊！

现在我当校长了，依然保持了随身带个小相机的习惯。我依然习惯于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去捕捉并及时抓拍校园里的感人细节，然后再教工大会上播放这些照片，以感染更多的老师。

拍下老师们感人的细节，是从我刚到学校当校长不久一次后悔开始的。当时，我曾经在一篇题为《请把你的眼睛借给我》的随笔中写道——

上周的一天中午，我偶然经过三楼初一办公室门口，无意中从开着的门看进去－－

胡鉴老师、潘玉婷老师正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睡着了。说“睡着了”，是因为她们的头微微仰着，眼睛闭着。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睡”，因为她们的姿势分明是坐着。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也许她们本来不想睡，只是想在办公桌前再做点事，但实在太疲倦了，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也许她们的确是在睡午觉，但又放心不下学生，所以不去公寓睡觉而只是在办公桌前打个盹儿。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后悔当时没有带相机，不然，我将拍下老师们最感人的镜头。现在，这样的镜头只能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

我坚信，像胡老师、潘老师这样坐着睡觉的老师绝不只是个别的；那天只是因为我偶然经过她们办公室，所以看到了。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办公室里面呢？一定一定也有不少老师这样睡觉。他们疲倦而劳累，但他们的肩膀却很坚强，肩负着对学生的责任；他们的内心很坚强，支撑着一种可贵的信念！

我向这样的老师鞠躬！

……

从那以后，我拿出我做班主任的“故技”，决定用相机捕捉我们老师的镜头——

早读课还没开始，但陈莉老师已经在辅导学生了，我赶紧拍下陈老师最美的身影；课间，我在教室过道看到熊德全老师正弯腰拣纸屑的背影，我赶紧拿出相机对着他“咔嚓”一声，他被闪光灯一惊，回头看到我，憨厚地笑了；走进办公室，看到李晓慧老师的座椅上垫着厚厚的被褥，原来是因为她的腰不好，特意把椅子垫厚一些，她有时候甚至只能半躺着批改作业，我怀着敬意把这张椅子照了下来；午休的时候，我看到远处的范景文老师放弃休息，在学校开放书吧找几个孩子谈心，我马上“偷拍”了一张照片；下午放学的时候，何敏老师下楼时，很自然地把路灯关了，我赶紧又照了一张……这些照片我都在教工大会上展示，让老师们互相感动，互相激励。

     从班主任到校长，近三十年来，从120双镜头黑白相机，到全自动小相机，再到现在的数码单反相机，我的相机换了一个一个，但镜头始终对准校园里的真善美，对准我的学生，我的同事。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记录着我的教育现场，编织着我的教育历史，也凝聚着我的教育幸福，并丰富着我的教育人生。

     因为我这几天参加省人大代表视察，所以时间特别紧，但我还是赶回来参加聚餐——我也想吃火锅，呵呵！她们特别感动，纷纷向我敬奶——豆奶，我说我才要感谢你们呢，因为你们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为了这次夺冠，两位老师——赵春丽和王翠萍付出了很多。特别是赵春丽老师，她的专业就是艺术体操，其专业技能不用说是非常精湛的，而她的敬业精神更令我敬佩。平时，她经常把学校的舞蹈队组织起来训练，从不计较半点报酬。也不管学校领导是否表扬。表扬她也练，不表扬也练。好想她所做的一切不是学校的工作，而是她自己的事。去年寒假的一天，我来到学校，听到练功房里嘭嘭嘭直响，而且响得很有节奏。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赵春丽正给舞蹈队的孩子们训练呢！天呀，这可是春节期间啊！学校也没有要求她训练啊！当时，我没有打搅她们，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开了——她们至今不知道那一天我在窗外看过她们，可我感动的心一直不能平静。

      席上，我对赵老师说：“你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你的兴趣和你的工作已成为一回事。你投入而忘我地付出，已经不是为名利，而是你自己的热爱。这是一种境界！”

      在我的眼里，赵老师很美，她的舞蹈也很美，但比她外貌和舞蹈更美丽的，是她的心灵。

     右起第4人为赵春丽老师。

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建新”，是我的朋友唐建新。

我和建新是老乡，都是四川仁寿人——可能网友们很少听说过“仁寿”这个地名吧？中国现代史上，仁寿曾经诞生过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叫“石鲁”，是一位非常富有个性的画家。中国当代史嘛，要说仁寿出过神马不起的人，就算是“唐建新”了。呵呵！

追溯起来，我和建新算得上是世交。大约是四十年代，我的父亲和他的父母是同学，好像我父亲还在他父母家住过，对这段历史我颇感兴趣，一直想请伯父伯母给我聊聊——我父亲去世很早，对一切和他生平事迹有关的往事我都感兴趣。上次去深圳我还对建新说，下次来去见见你父亲。但前不久听说伯父已经仙逝，我在分担建新忧伤的同时，也感到一种遗憾。

其实这段“世交”，是我成人后才知道的。我从小并不认识建新，第一次见他是刚参加工作的1982年，那时候他以乐山市教研室语文教研员的身份来我校指导工作。他长我好几岁，属于“老三届”。我知道他这个年龄的人有着丰富的经历和至少远远超过我的学识，因此对他肃然起敬。当然，最初的敬意属于“理论推导”出来的：长于我，自然应该尊敬；“老三届”这三个字更让我佩服。随着接触的深入，我渐渐感到，即使他不是兄长辈，也不是“老三届”，他都值得我尊敬。建新待人真诚，为人朴实，思想敏锐，见解独到。那时候，他编写了一本语言训练的教材，我是试用者之一。建新经常来我班上听课，刚参加工作的我，课堂教学自然稚嫩，但建新常常给我以鼓励，同时也真诚直率地给我指出一些不足，并提出若干建议。正是在建新的建议和具体指导下，我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以思维训练为中心  以口语训练为突破口，促进听说读写语文能力的全面提高》的教改实验，并取得成功。建新见证了我语文教学最初的脚印。

现在想起来，那时建新对我的鼓励与指导，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工作范围。比如，他是语文教研员，但对我的班主任工作也很关注。出于对他的信任，我经常给他聊我班级管理的事，让他分享我的幸福；很多时候，我也给他说我的教育想法，听取他的意见。八十年代，是我教育生涯的青春期：“理想”、“激情”、“浪漫”、“创造”……是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我用透明的赤诚写下一首首稚嫩却纯真的教育诗，很多时候，建新是我的第一读者，是最早的喝彩者。比如，我请谷建芬谱班歌以及后来与作曲家的交往、我的“未来班”实验、我许多很难说是语文实践还是班级建设的精彩活动……建新都是见证者，有时候还是参与者。直到现在，建新还能说出我当时所教一些学生的名字。随着我鲜明个性地“崭露头角”，争议渐起，但建新一直是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甚至声援者——我曾听说，有一次老校长对他说要把我推为“全国”的什么什么“优秀教师”，建新说：“当然应该！谁能像李镇西一样，每年都牺牲暑假不辞辛苦带学生去玩？”

我和建新的交流当然不止于语文教学甚至教育的话题，改革进程、时代变迁、社会风云都装在我俩的心中。八十年代，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学术黄金时期，我们经常一起热烈地讨论着新的思想观念：“三论”与教育、第三次浪潮、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还有刘宾雁、苏晓康激起的震荡，以及《丑陋的中国人》的争论与《河殇》冲击波……一直到1989年那个春夏之交的血雨腥风与心急如焚。我们都是普通的教育者，但知识分子尊严与庄严使命，还有共和国公民的情怀与自觉意识，让我们无法不关心改革的走向和中国的前景。

九十年代初，我去了成都；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回乐山，我都要去看他，交流教育谈论时政。我还记得1991年夏天，我在他家里谈论苏联“8.19”政变。过了几年，建新去了深圳。他依然关心着我的成长，并关注着我的事业。他还曾竭力鼓动我调到深圳——如果不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最终还是谢绝了唐海海校长的邀请（我因此永远感谢唐海海），我差点成为“深圳高级中学”的第一批开拓者。有一年上海《语文学习》杂志“青年教师名录”栏目要推我，建新写了一篇题为《李镇西印象》的文章，第一句便是“镇西质朴，执着。”这是迄今为止，我认为对我评价最准确的话。我真的很“质朴”，许多人第一次见我往往说：“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我也的确“执着”，从29年前大学毕业踏上讲台到现在，我的目标始终没变。但我想，“质朴”“执着”又何尝不是建新的特征呢？他当然“质朴”，一张中国脸，写满宽厚和善，满口仁寿话，散发乡土气息——我一直很得意的是，我的普通话比他说得好，这是我唯一比他强的地方；后来他到深圳，不得不操普通话，但其中依然夹杂着仁寿味儿，呵呵！他同样也很“执着”，三十年的语文教研，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的存在方式。

说到“执着”，我不禁想，从1982年9月大学毕业，建新从教研员、市教科所副所长到区教研室主任，“行政职务”变了，但有一个角色始终没变：教研员。如果按世俗的眼光，建新的角色似乎有些不尴不尬：他是教师，但又不是纯粹的一线教师，他还兼着行政职务；他是领导，但又不是单一的领导，他一直从事的语文教研。如果建新一直在学校做教师，肯定早就是全国赫赫有名的特级教师了；如果建新一门心思“搞管理”，他很可能在仕途上有“更大的空间”。但建新执着于自己的追求，淡定于自己的心灵。在他的培养、支持和提携下，有多少年轻人成长为教学能手、特级教师乃至教育专家呀！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周围的人如何“功成名就”，建新自己一直是教研员，但这是“教师的教师”，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真正了不起的角色！

——建新因此或许可以称得上“伟大”。

    在我校，共有四个开放书吧，分布在教学楼的过道、长廊和大厅。我到这个学校做校长之处，发现许多孩子家里几乎没有课外书，如果去学校图书馆借阅，又不太方便。于是，我决定在校园设立开放书吧。让孩子课间随时都可以看书。自从开放书吧建立后，一到课间，总有许多学生在那里看书，这是校园最美的风景。

    但是，一学期下来，书掉了不少。这是这“最美的风景中”最令人遗憾甚至心疼的地方。

    于是，不少老师说：“还是把书放到图书馆吧！”

    应该说，在我决定搞开放式图书架的时候，我就想过：与其让这些书一本不掉地放在图书馆无人问津或很少被人阅读，不如将它们放在公共场合让人随意取读，这才能真正发挥图书的作用。两种情况：一种是书完整而崭新地珍藏于图书馆；一种是书损失一些，但广泛地被人阅读。我宁愿选择后者。

    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书为本”？

    为什么把“以人为本”叫得那么响亮，可一到行动上，却把“人”忘得干干净净？

    但当时有老师反对我的观点，说：“读好书，做好人，是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把书窃为己有，这是连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了，读书何用？诚信何在？”

    我也坦率地亮出我的的观点：第一，宽容地看待掉书现象；第二，科学地严格管理。

    所谓“宽容地看待掉书现象”，就是说，学生偷偷地把书据为己有，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行为背后也有可取的因素，那就是学生爱读书。请问，这些掉了的书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不正是掉到了特别喜欢它的读者手里去了吗？而且，如果某一位学生喜欢某本书到了非要冒着道德风险据为己有的程度，这本书他一定会非常认真阅读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说不定这本他偷偷拿回家去的书，会改变他一生——或者因此喜欢上了某门学科而终生研究它，或者心里树立了一座人生的丰碑或榜样……他今后有了出息，说不定会捐给母校一座图书馆！

即使在当初掉书的时候，也有老师辜超说，他感到欣慰的是，至今还没有看到有一本书被撕坏仍在校园的任何一个地方，这说明学生是爱书的。再换个思路想，摆出来的书不断地损失，我们在不断地充实，就相当于给贫困孩子无偿捐书，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啊！须知，学生爱书，这不正是我们教师所期待的吗？－－虽然，这样的“爱”决不提倡。

    所谓“科学地严格管理”，就是说，我们要针对现在开架式图书的管理进行科研攻关，采用多种形式管理，不仅仅是老师管，还要发动学生管。有老师提议，在学生中征集管理办法，这非常好。我说宽容学生偷偷拿书，决不是说就不需要管理了，这管理的过程其实也是教育的过程。

    说到“德育”，我还认为，学校有这么几个开放书吧，就用有了源源不断的德育资源，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孤立地给学生讲诚信，开主题班会，搞关于诚信的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之类的活动，效果是有限的。而有了这些开放书吧，每一次出现掉书的情况，都是一次情境中的诚信教育机会。须知最好的教育，是情境中的教育。

如果因为掉书，那就是取消开放书吧，是把书放回图书馆，让学生凭借书证借阅，这样当然可以保证书一本不丢。但放在图书室的书多半无人问津，或少人问津。这样整整齐齐的书，有何意义呢？

    经过我的引导，老师们在讨论中，逐渐统一认识：开放式书吧应该继续存在。于是，险些夭折的开放式书吧，一直保持到现在。

    大概是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开放式书吧的书就基本不掉了，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开放书吧里的四千余册书书一本都没丢了！

    而一到课间，包括中午时分，还有下午放学时，总有孩子静静地坐在书吧前读书。

    我希望，书香如阳光般洒满校园每一个角落，成为我们学校永远的风景。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李某人在2010年的确做了一些事，比如制定了学校发展纲要，推动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指导了我校部分老师的专业化成长，到学校各个班去上了几十节课，修订再版了几本著作，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做了一些报告……但这些影响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在我校内，因此远远谈不上“影响中国”，更不敢说“最具影响力”。如果我真去领奖，而且故作脸不改色心不跳，那我自己都会在心里看不起自己的。

我实在觉得搞笑：连我李某人都成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人物”，还有谁不可以“誉”为“最具影响力”的人呢？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吗？进而又想，为什么接二连三地会受到这些信呢？难道我真的是什么“人物”，如果不向全国人民隆重推出，不去人民大会堂庄严领奖，就是中华民族不可估量的损失吗？当然不是，人家“评审委员会”各位委员也不一定认识我，但为什么他们会频频给我颁奖呢？

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他们查到了我的身份是校长，我有权用公款交付几千乃至上万元的评审费、证书费、奖杯费以及什么什么《人物大典》的订购费！

顺便说一句，应邀担任评审活动顾问的，可都是几年前经常“出演”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国家领导人。一看头衔都吓我一跳：什么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类，这些领导人就更不可能认识我了。当然，他们说不定也被“评奖”机构给骗了，不知道自己的大名被人利用了，说不定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近年来，类似的活动之所以越演越烈，主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个市场。我估计“获奖者”大多是各单位的一把手负责人，校长呀、局长呀等等，反正是公款，只要愿意，付款开票，又不要个人掏腰包，但赢得的却是“十大人物”的耀眼“荣誉”，不客气地说，这和欺世盗名没什么区别。还别说，我真还碰到过这样的“十大人物”呢！去年在一个地方开会，一位校长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许多头衔：“中国十大最具执行力校长”“中国十大创新校长”等等。如果在十年前，我立马会对他肃然起敬，但现在我心里冷笑：呵呵！别蒙我了，我还不知道你这些玩意儿是怎么来的吗？

这岂止是一个浮躁与功利的时代，简直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换来的时代！什么道德什么规范都已经赤裸裸地突破底线了。如果说，参加了“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就自称是“国家级骨干教师”，还最多算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人人都有的虚荣心的话；那么，以类似于“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去套取校长、局长们的公款，则几乎和抢劫（还不仅仅是“欺骗”）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自愿上钩的校长动用公款买名，那更是不折不扣的腐败了！

按我的理解，严肃公正的评奖，是不应该收获奖者的什么评审费、证书费之类的，相反应该给获奖者奖金或奖品才对——十多年前，我荣获“全国十杰中小学教师”提名奖还得了五千元奖金呢！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评奖——肯定是有的，但我知道现在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评奖”实在太多。这就么巧，刚写到这里，就收到一教育机构给我打电话，说我校的一个什么课题获一等奖，并向我校表示“祝贺”，我还没来得及说几句客气话，电话那头又说：“李校长，明天请安排一个人来领证书，带上三千六百元评审费和证书费……”我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这个奖不要了！”

凡是用钱买的证书奖杯，我好意思摆在办公桌上吗？我可没那么好的心理素质。

      今天参加成都市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年会，看到了许多久违的老前辈——成都石室中学的陈文汉老师，他曾经为把我从一普通中学调进石室中学出力不少；成都市教科所的张乃文所长，他曾经给我以极大的帮助；成都七中的刘朝刚老师，他对我很赏识，曾动员我调往七中；成都市教科所的汪定远老师，他曾以教研员的身份对我的课堂教学以具体有效的指导。还有其他我尊敬的老师，他们对我曾经有过的帮助与提携，我永远铭记在心。

 在今天见到的各位老前辈中，成都市教科所语文教研员王必成老师和吴玉明老师是最让我难忘的。今天见到王老师和吴老师，并没有说多少话，也就是互相问问“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吧”之类，但我的心中一直很激动。后来会议开始了，我坐在主席台后排，看着我前面王老师和吴老师的背影，许多往事浮现眼前。

 第一次见王老师，是我刚调到成都不久的一天——回想起来，已经有将近20年了，那天王老师和汪老师来我所在的成都玉林中学听课。当时，他们是随堂听课，经过我教室的时候，推门就进来了。我当然也没有特意准备给他们听的课，自然就按我本来的想法上课。说实话，他们推门进来的一瞬间，我心里有过一丝紧张，但很快就放松了，我告诫自己，反正是随堂听课，就算对我的课不满意，也不可能扣我奖金，怕什么！真没想到，课后两位老师对我的评价非常高，王老师说我的课“非常有新意”，“真正把学生放在了主体地位”，还向校长问我的情况。那堂课讲《林黛玉进贾府》，我没怎么讲，开了个头，就在黑板上写了许多小标题，比如《黛玉为何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谈宝玉的顽劣》《小议王熙风的哭和笑》《人物出场艺术浅折》……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然后各自写小论文。没想到，王必成老师对此非常赞赏。而且很兴奋，好像他发现一个“人才”。临离开学校时，他给我许多鼓励，叫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尽管找他。

 那以后我真的经常去向王老师请教，当然都是语文教学上的问题。尽管王老师是特级教师，语文专家，学术权威，但和他相处我毫无压力，也没有半点拘束感，因为王老师平易近人，朴实善良。他真诚地关心着我的进步，并尽一切力量帮助我成长。

  1995年7月，我送走了成都玉林中学高九五级一班，这个班的高考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绩，但更让我有成就感的，是我给这个班编了一本厚厚的班级史册《恰同学少年》。为了表达我对王老师的谢意，我特意送了他一本。他读后非常激动，赞口不绝，并要我多送他一本，他要去为我宣传。后来，他果真拿着这本书奔走于上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之间，让更多人教育领导知道我了解我。再后来，我被评为“全国优秀语文教师”，被推为成都市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和作为特级教师、成都市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的王必成老师是有直接关系的。

几年后我渐渐有了一些虚名，北师大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一本《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的小书，按编辑体例，书中应该有一位了解我的名家介绍我的文章。我自然想到了王必成老师。当我给王老师提出这个要求时，王老师非常爽快地便答应了。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认真读了当时我已经出版的《爱心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从批判走向建设》等十来本著作。一个月后，他写成《“追求永远不会遗憾”——李镇西教育思想与实践评述》的长文。他对我的这样评价道：“李镇西热爱教育，对教育忠贞不渝，情有独钟。他对教育的热爱、执着可说是达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程度。他不是把教育当作一种职业，而是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教育对他来说，是他的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体现。”“诗意，激情，是李镇西追求的语文教育境界。”其实，我至今还不敢说我已经达到了王老师当年笔下的这般境界，但我一直把这些话当做王老师对我的激励，直到永远。

吴玉明老师也是成都市教科所的语文教研员，她和王老师一个办公室。吴老师主要负责初中教学，所以后来我教初中时，她给我许多直接的指导，更给我很多鼓励。

回想起来，当年的我在语文教学上还不能算成熟，但吴老师和王老师一样，特别善于发现我的“闪光点”，并及时鼓励我。吴老师给我提供了许多平台，让我在全市展示，公开课呀，学术报告呀，等等。我不止一次听老师说：“吴玉明老师特别欣赏你，到处夸你呢！”我曾两次参加大型的赛课，都受到吴老师的直接指导。

第一次是1997年10月参加四川省初中课堂大赛，现场抽签决定执教课文，然后借班上课。结果我抽到的是《孔乙己》，这篇课文要用一节课上好而且还要争取获奖，还真有难度。不过，有了吴老师，我心里就踏实了。备课时，吴老师（还有当时锦江区的教研员李文华老师）给我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出谋划策，甚至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的理解，如何提问，如果学生回答不上又怎么办，等等问题，都给我以非常精细的分析。后来，我的课广受好评，荣获“一等奖”。严格说起来，我在语文教学方面的影响，就是从执教《孔乙己》获“一等奖”开始的，直到现在，还有老师对我说：“我们至今记得你当年上的《孔乙己》！”这么多年过去了，只一想到那次获奖，我就会想到敬爱的吴老师，因为我知道那个“一等奖”里，有着吴老师的智慧。

第二次赛课是1998年5月去天津参加全国课堂教学大赛。我执教《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不对起，前段时间还有朋友在这里留言说我老说这堂课，显得“不够淡定”；但写吴老师，这堂课是绕不过去的。）

应该说我抽到的上课顺序不错，是中间。看了几堂课，我发现好多选手们也许为了求稳，大都上得很传统很“规矩”。赛课的头天晚上，我反复问自己：是上一堂中规中矩的获奖课呢，还是上一堂充满改革气息真正尊重学生的课？我是代表成都来参赛，如果一无所获，回去怎么交代？

这时，陪我赴津的吴玉明老师鼓励我：“拿奖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应该展示出你的教育思想！你代表的是成都是四川，一定要展示出你的个性，体现出你的改革气息！”

吴老师的话打消了我的顾虑，并让我彻底放下了“蠢蠢欲动”的名利心。于是，我勇敢地采用了尊重学生心灵、解放学生思想的教学方式，放手让学生讨论争鸣，我也在课堂上和学生平等对话。这堂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也赢得了在场听课老师的热烈掌声，却引起了评委们的争议——最终，我没能获得一等奖。

但是，吴老师却对我这堂课予以高度的评价：“很好！没得奖有什么关系？学生欢迎，听课老师欢迎，你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就是成功！”

也许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教研员带着参赛选手去赛课，怎么不帮助老师全力以赴争取拿奖，却鼓励什么“展示个性”呢？

我要说，这正是吴玉明老师最让我敬佩的地方！作为教研员和指导教师，她当然希望我获奖，但她更看重真实的课堂，和课堂上呈现的教育思想！于是她超越了功利，顶住了压力，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不，决不仅仅是对我的鼓励，这还是她轻于浮名而重于真理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如今，王老师和吴老师已经退休，而我已经成了所谓的“著名专家”，但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当年王老师、吴老师以及许多前辈的培养与提携，哪会有今天的“特级教师”李镇西？我永远感谢王老师和吴老师，并衷心祝福王老师和吴老师身体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