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小时，今天--2007年12月17日就过去了。我必须写点文字，因为过了今天，这些文字的意义就将减轻分量。

     因为今天，是我的父亲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

     是的，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四十年，真是一晃而过，当年那个九岁的小男孩，今天已经年近半百，经历了太多的人生阅历，但每年的这一天，他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夜晚，因为那个夜晚，他的父亲去世了，年仅32岁！

     从那以后，我一直认为这是个梦，一个恶梦，常常幻想这个梦会醒的，醒来后爸爸就在眼前对着我笑。

    可是，四十年过去了，这个恶梦至今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可能结束了！

     我无数次想过，如果爸爸还在人世，会怎么看我的今天？

     比如，爸爸死后一年多，妈妈就受迫害，如果爸爸在，会怎样心痛？

     比如，我初中毕业某名奇妙被剥夺了读高中的机会，如果爸爸在，会怎样难过？

      比如，我考上了大学，如果爸爸在，会怎样欣慰？

     比如，我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如果爸爸在，会怎样给我以叮咛？

     比如，我后来有了这样那样的荣誉，如果爸爸在，会怎样给我以告诫？

     比如，我后来有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果爸爸在，会怎样和我分享成功？

     当然，爸爸生活的年代和现在大不一样，我现在的一些认识，对社会对国家的认识，已经远远不同于爸爸当年的认识，以我今天的眼光看，爸爸日记（这是我唯一珍藏的爸爸的遗物）中的一些话或者说观点，实在是有点“左”，那么，如果爸爸在，我会和爸爸产生怎样的争论？

     太多的假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但是，这一切假设，都永远只能是假设而已！

     写到这里，我感到有太多的话要说，但又说不出。不是因为悲伤－－四十年的岁月，已经让悲伤凝固，而是因为心绪很复杂。   

我老家在四川仁寿，这是一个特大的农业县。1935年10月，我父亲就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村子。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爸爸还是一个少年，但在时代的大变革中，他已经显示出超出同龄人的才能。这当然是叔叔阿姨们告诉我的。我不止一次听叔叔阿姨们说：“你爸爸口才很好，成百上千人的集会，他上去演说，不拿稿子，可以说很久，大家都被他吸引了。”爸爸很早就担任了乡村教师，后来考上仁寿县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所以他最高的学历不过就是中师。但他真的很有才华，所以不久便被调入县文教局，没多久，又被调进地区教育局，那时他才二十多岁。

我记忆中的爸爸总是很忙，我读幼儿园时，教室外面一墙之隔就是爸爸的办公室，我常常坐在教室里就能看见爸爸办公室的窗户，不时还能看见窗户里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忙碌的爸爸，但我要周末才能回家。爸爸很慈祥，脾气很好，几乎从未打骂过我，说是“几乎”是因为我不敢有把握说绝对没有打骂过我，毕竟我当时小，可能有的事情我记不得了。

一九六四年，爸爸出差搞“社教”，可能是因为在饭馆里吃饭，而染上了肝炎。从此在我的家庭，更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不幸的种子。最初，爸爸的病并不重，只听同事们说他的眼仁发黄，他便去红十字会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肝炎，需住院治疗。他自己骑自行车办了所有住院手续――可见他的病并不太重，但仅仅住了几天，便昏迷不醒，濒临危险。显然是医生用错药所致。当时，专署（“专区行署”的简称，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市政府）的领导（包括专员们）对我爸爸极为关心，嘱托医生“一定要全力抢救这位好同志”，经过几天几夜的昏迷，爸爸在被灌了几付名中医的中药之后，终于脱险醒来。但急性肝炎从此却变成了慢性肝炎，他开始了三年的病号生活，直至逝世。

几乎是在爸爸患病的同时，妈妈也病了，常常在讲台上、马路上、厕所里、家里突然昏倒，妈妈还患有胃病，疼起来满床打滚。经常是爸爸住院，妈妈也住院。于是，五六岁的我，不得不承担了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打饭、提水、抓药、熬药等等，十分勤快。我去食堂买饭的时候，常常手够不着柜台，是叔叔、阿姨帮我把饭盒放在柜台上。寒冬腊月，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早晨迎着凛冽的寒风，冒着迷濛浓雾来到“建川药店”为爸爸排队买药。有一次，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从专署家中穿过通城去妈妈工作的半边街小学找总务处的张林珍领妈妈的工资。张阿姨直夸我“懂事”“能干”，见我冻的发抖，两手冰凉，便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去喝一碗猪血汤，暖暖身子。我收下了钱，却没有去和猪血汤，而是把钱交给了爸爸。这件小事，长大以后妈妈都还说起过，还说张阿姨当时对她说：“你的镇西硬是懂事！我把你的工资给他，叫他揣好，别丢了，他说，张阿姨，你帮我的包包缝上嘛，这样钱就不会掉了！”那时候，我的确非常老实，有一分钱也交给爸爸妈妈，从不乱花钱。对此，爸爸妈妈多次夸我。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经常提着开水瓶或端着饭穿梭于机关大院，自然引人注目，渐渐地，叔叔阿姨们给我一个美称：“全劳动”。这个绰号还叫出了名呢！后来叔叔阿姨们不叫我的名字，而直接称我“全劳动”！

现在想起我这个“全劳动”当时的勤劳，我自己都有些惊讶和感动。比如，有一段时间，爸爸需要每天吃一小块猪肝，我便每天天不见亮便去菜市肉摊上买两毛钱的猪肝。久而久之，买肉的摊主都认识我了，每天照例给我留一块价值两毛的猪肝放在案桌上。我一到，他便说：“诺，猪肝在这儿，拿去吧！”如此不辞效劳，我现在都未必做得到，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却做到了！

爸爸的病如果放到现在，实在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不久便遇上“文化大革命”，整个了城区闹武斗，最后城区被包围了。城外是保皇派，城内是造反派。城里的居民生活便发生了困难，油、米、盐……这些最起码的生存必需品都成了珍贵之物，肉更是很难吃到。住在城里的我们，最大的困难便是爸爸得不到起码的营养，而且连起码的医疗条件也不具备。爸爸只能整天躺在床上。有一天，听说北京来了个“白求恩医疗队”，妈妈赶忙送爸爸去求医，可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回春之力。本来嘛，兵荒马乱，要挽救一个垂危的病人谈何容易？我们吃不到菜，吃不到盐，都可以忍受，可是爸爸怎么能行呢？于是，妈妈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出城，想为爸爸买点肉，幸好“前线”的守卫着中有妈妈的学生，因此放行，并且还嘱咐道：“吴老师小心啊！谨防被流弹击中！”这一次冒险为爸爸买了一块肉回来。爸爸的学生许叔叔在峨眉教书，他也托两位农民给我爸爸送来一只鸡、几斤雪磨芋等，两位农民为了混进城还乔装打扮了一番呢！

由于医疗条件太差，爸爸的病越来越重了。没有良药，爸爸便找“偏方”。那时全国上下掀起一阵打鸡血的风，说注射生鸡血能够治病。妈妈便养了大公鸡，每天用针管抽出许多生血再给爸爸注射。我照例去抓药买猪肝，盼着爸爸的病早些好。然而，爸爸的病并没有因为注射鸡血而好起来――现在想来，这样病急乱投医的做法肯定加重了爸爸的病。

一九六七年底，爸爸的病越来越重了，又住进了专区医院。幺叔（爸爸的亲弟弟）也赶来了。当时我的幺叔还不到二十岁，他和我妈妈一起照顾我爸爸。听妈妈说，爸爸的病已经转为肝硬化，发展到腹水，十分严重。由于爸爸患的是传染病，他住的是传染病房，因此我并不经常见到他，但我看过他病重时的样子：皮肤、脸色焦黄，面容瘦极了，颧骨高高高高地突出，可以说真正是皮包骨。当时虽小，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老是幻想着爸爸的病突然好了。

那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妈妈带我和妹妹来到爸爸的病房里。我和妹妹站在爸爸的病床前，看着枯瘦焦黄的爸爸，他已经没有力量坐起来，甚至抬头也不行了，只能仰面躺着。他看了我和妹妹好一会儿，眼睛没有精神，却分明有着爱抚、期望和遗憾。终于，他竭力将脸侧过来，对我和妹妹说：“镇西、幼红……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党的……话，要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长大后一定要……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为人民……服务……”说这些话的时候，爸爸很吃力，断断续续地，而且眼里还含着泪水。我一边听，一边流泪，妈妈也转过身去抽泣。终于，我“哇……”大哭起来。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听爸爸说话。他这是在留给我遗言。

以后几天，每晚都是幺叔守候着爸爸，妈妈在家陪着我和妹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早晨，幺叔从医院回来，一脸的疲惫和悲伤，妈妈问：“怎么样？”幺叔麻木而无力地吐了两个字：“昨晚……”我们什么都明白了。

爸爸就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年仅32岁！

随之而来我家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哭着要爸爸，可我分明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有爸爸了！我才九岁啊！当时，我只是从感情上觉得我失去了一位亲人，最亲的人，实际上，四十年后的现在，虽然我已不再悲伤（当然，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心依然疼得厉害），但我的一种失落感远比当时强烈得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我九岁那年失去的决不仅仅是给我以养育之恩的父亲，而更是将给我以智慧启迪、思想引导和人生领航的导师！

由于在动乱的年月，爸爸的丧事极为简单，连个追掉会没开，爸爸就被草草埋了。我和妈妈随着教育局的叔叔阿姨一起为爸爸送葬，爸爸的墓地在乐山城郊大渡河畔的斑竹湾一带的山上。我亲眼看着爸爸的棺材被放入土坑中，然后被一铲铲的土掩埋，最后成了一个土堆。一位叔叔在土堆旁的一棵小树上用刀子刻了几个字：“李晓初同志之墓”……

我还要说一遍：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梦，一个恶梦，不一会就会醒来，醒来之后看到爸爸，他并没有死，好好的。从那以后到现在的四十年里，我不止上万次地产生过“这不过是一个梦”的想法，有时甚至很奇怪这个梦怎么这长呢？直到此刻，我在这篇文字的时候，都还在想：说不定哪天爸爸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而我会惊喜地说：“爸爸！我们一直以为你死了呢？”而他会笑得前俯后仰，然后把四十年的经历说给我听……要真的如此，该多好！

我是在父亲去世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真正逐步认识了父亲的。通过父亲身前的同事、同学，我知道爸爸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他对工作极端热忱，对同志极端热情，他非常善良，脾气特别好，待人诚恳。虽然他的学历不高，但由于他肯钻研，所以很有水平，特别擅长演讲和写作，让同事们佩服。凡是听说他去世的人，无不感到惋惜：“唉，太可惜了！”爸爸最令人敬佩的不仅仅是他待人诚恳和工作有能力，有水平，更在于他纯正高尚的人格，在于他严于律己的精神，在于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爸爸的日记（这也是现在我珍藏的爸爸唯一的遗物），四十年来我翻阅过多次。这本日记里，记着爸爸的学习笔记、工作日记和病中感想。每看一次，我就仿佛听到爸爸在耳边亲切地教导我怎样做人。爸爸这本日记中谈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严格解剖自己的思想弱点，谈对英雄人物的学习体会，抒发对江姐、许云峰、雷锋、焦裕禄等人的敬仰之情，展望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共产主义前景，谈自己的病中的思想。其中他写的病中日记尤为感人――

“正确的精神修养，是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个人纳于革命集体之中，与人民同感情，与革命事业共忧乐。我们从来就有革命必胜的信念。而况现在的节节胜利，人民是欢天喜地，即或有某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我们也无所畏惧。我们有信心战胜困难，看到美好的前景，因而总是心情旷达，无往不通，从而保证身体的健康，增长了寿命。”

“疾病虽然摧残了我的身体，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能战胜一切痛苦，愉快、乐观地生活着。”

爸爸虽然离我而去了，却以他的思想品德给我留下了一笔“怎样做人”的精神财富。“做一个父亲一样的人！决不为父亲丢脸！”――这是我随时提醒自己的话，也是我终生的信念。

爸爸被埋进土里，我的童年被提前埋葬了。从此，我家的生活遭遇了一次次屈辱和灾难……

但在妈妈的呵护下，我和妹妹还是渐渐长大了。虽然没有了爸爸，可我觉得爸爸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的成长。特别是我回老家读中学后，好多校长、老师都是我爸爸当年的同学或同事，他们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爸爸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你可要为你爸爸争光！”

1975年，我在离家几百里的一所乡村中学读高一。我从小到大都是老师眼中的乖孩子，成绩好，也不调皮，因此一直深受老师的喜欢。有一次，老师要求我们为学校养猪场割猪草，还规定了任务，每个学生上交10斤猪草。那是严冬时节，我的手长满了冻疮，肿得像个馒头，而且我在城里长大，也不认识什么叫猪草，所以，尽管对其他农村同学来说，割10斤猪草是很容易完成的任务，但对我来说，却比登天还难。

但我也不能不去割呀！于是，我拿着一个竹兜和镰刀走出学校来到田野，四处游逛，却很难找到什么猪草。我听说猪要吃油菜叶，于是只好在油菜地里摘一些发黄的油菜叶往竹兜里扔，但离10斤的任务还远得很！手越来越痛，我实在受不了了，便灵机一动，捡了两块砖头，放在竹兜下面，让后将油菜叶覆盖在砖头上，这样，我的任务便“完成”了！回到学校，把我割的猪草拿去过称，居然蒙混过了关！

然后，我只高兴了几个小时，下午，我的作弊便败露了，养猪的大伯在且猪草时发现了我的砖头（我用的竹兜很特别，它出卖了我）。一时间，我的行为被作为笑话传遍了全校：“那个城里来娃儿居然连猪草都不认识！”“他以为猪要吃砖头呀！”……不仅仅是被人取笑，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受到了班主任严厉批评：“想不到一向看起来老实的你居然一点不老实！”“看上去你很听话，原来你会搞欺骗！”……校长专门找到我，同样给我严厉的批评。校长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在我看来很重的话：“李镇西，做人第一！我不指望你将来长大后成为多么有出息的人，只希望你成为不给你父亲丢脸的人！”校长这话让我无地自容，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我父亲，同时在心里暗暗发誓：这一辈子一定要为父亲争光！可以说，四十年过去了，校长这句话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我耳边响着，时时激励着我。

1977年12月9日早晨，我跨进高考考场的一刻，我想到了父亲。那时我是下乡知青，远没有什么“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觉悟，而是总想着早日调出农村。我想，爸爸一定会在天上保佑我的。也许真是如此吧！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我想到了整整离开我十年的爸爸。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爸爸，您知道了吗？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

爸爸留下一件呢子中山装，我去大学报到前，妈妈将它装进我的行囊，我读大学时，穿着这件中山装，感到爸爸就随时都陪着我。这件中山装，我一直穿到三十多岁，后来我发胖了，才没有穿。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我对妹妹说：“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一定要为爸爸争气呀！”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也努力这样去做。二十年前，我的语文课和班主任工作开始受到好评，教育局的老领导们很多都是我爸爸的同时或同学，他们总这样夸我：“真不愧是李晓初的儿子！”每当这时，我便会在心里呼唤：爸爸，你听到了吗？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我的思想也在急速地发展，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的认识，都更加清醒和理智。在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我每每想到我父亲：如果爸爸健在，他会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的一切？会怎样看待我的思想变化？关于改革开放，关于民主政治，关于市场经济，关于全球化……爸爸会接受这一切吗？我和爸爸能够谈到一块儿吗？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相信如果爸爸活到今天，他决不会死守教条思想僵化的，而一定会与世俱进，为中国的进步而欢欣鼓舞。父亲是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而我至今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曾经为此略有愧疚。因为我相信，爸爸是非常希望我也是共产党员的。但后来我不再愧疚，因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我不但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事业坚定的拥护者，我以我平凡的行动履行着一名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爸爸一定会欣慰的。

这篇文字断断续续写了很多，但似乎还有很多话都还没有说完。是的，四十年了，我有很多话，要对爸爸说，可这些话永远说不完。爸爸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便告别了这个世界，而我一年一年地走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曾经从少年迈向青年，然后从青年走进中年，还将从中年步入老年，可爸爸却永远32岁！冥冥之中，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就是爸爸的生命，我和爸爸是融为一体的。我现在每活一天，都是在继续爸爸的青春和生命。爸爸是1967年去世的，真是巧合，以后每一个逢7之年，都是我人生的转折：爸爸去世10周年后的1977年，我考上大学；爸爸去世20周年后的1987年，我有了女儿也做了爸爸；爸爸去世30周年之后的1997年，我写下我的成名作《爱心与教育》；爸爸去世40周年后的2007年，我的平民教育事业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爸爸一生平凡，且生不逢时，没有获得过任何显赫的荣誉和头衔，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更别说著书立说了，可是他以他高尚而朴素的人格，活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心里。亲爱的爸爸，事业未竟，生命有限，可是因为有了我，他的事业得以传承，生命获得了延续，并将继续得以延续和传承。

－－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骄傲，这是我对爸爸最好的纪念！

                      2007年12月17日－20日断断续续写成